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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以这样的语气说起这样的话来，真的是不好接。
你说对了话，也许就能进入她们的内心，她们就会在你面前展现他们真实的一面，抛弃掉不必要的距离感和客套；如果你说错了话，那么你就会丧失之前的一切好感——注意，是一切——从此以后，她会对你比对班主任还客气。
我深有感触。
男人则不一样。
我记得很久以前，大概是初中刚刚开学，我和老白当天在报名的时候见过面，彼此还不熟悉，晚上，我们两个又碰巧在外面散步时遇见。
本来那个时候大家点点头打个招呼就算了，最多问一句“你吃过了吗？”结果老白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到河边去散步，然后这家伙和我说了类似于“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话。
当然，原话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也不能指望我记得十年前老白和我说的话具体是怎么讲的。
他说的话的内容和今天高教授所讲的话的内容倒是有点类似，在一帮只懂得聊动画、漫画、电视剧和小电影的同学中，老白非常独特地解剖内心，他说的话的大意应该是：人要思考，要去发掘和认识周围的人和环境，但是又要保持自己，不能随波逐流。
他和我上的小学不是一个，所以他说话的内容里面有一种孤独的心灵渴望交流的那种渴望：他在自己的小学里，在周围的同学中，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愿意认真地面对和反省自己的内心，挖掘、认识社会和自己，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的。
我现在反思倒是觉得他过早染上了中二病，始终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自己周围的人则庸庸碌碌，没有人和他探讨宇宙、灵魂、社会、历史、爱与友谊。
然后他敏锐地发现了作为新同学的我的与众不同。
说实话，我一开始觉得这家伙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后来觉得此人心胸态度绝非普通人可比，结合他艰辛的家庭背景，深觉此人绝非常人。等到他和我探讨历史、哲学、文学（金庸）的时候，我就引他为知己了。
后来我才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两个英雄惺惺相惜，纯粹是两个过早染上中二病的家伙发现了同类。
等到周围的同学都开始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两个多少就有些泯然众人矣的感觉了——特别是在第一次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都没有考过同年级的几位女同学的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老白就完全暴露了他中二病的本质，他宣布自己爱上了我们年级第一名——花花同学。
所以以一种坦诚的语气展开的深沉内容的谈话往往是一个深坑的铺垫。
像我，就被老白的友谊的深坑套牢了十年，陪他经历了他完整的荒诞恋爱史。
反面的例子自然也有，我有不少从前的同学和朋友的电话和QQ号，但是我从来不联系他们——哪怕其中有些人在某段时期和我关系特别不错。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是此刻面对高教授的套路，我必须以一个成年人的态度来面对，不是以前学生时代那种“如果闹翻了就以后不和你玩”那样简单的处理方式。
“这是您这是对现实的感叹？”我问道，刻意用含笑调侃轻松的语气问道，“教授的人生经验？”
“算是我对现实的总结，现实不需要感叹。”高教授的回答倒是一本正经。
这种语气不合适，于是我继续轻松地说道，“呵呵，有点太悲观了吧？无论怎么看，您作为教授都是成功人士，您这样悲观，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办？”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让·雅克·卢梭，上个学期我上过《西方文化史》的选修课，虽然许多人是冲着上课老师的脸、腿、胸去的，但是我保证我是冲着这个课程的名字报名的。
美丽的女老师在课堂上非常推崇卢梭，自然我也对这位哲学家略有了解。
此时高教授故意引用这句话，哪怕是从表面上，怎么听都觉得意犹未尽和意有所指。
现在，我们就好像扮演两个文艺青年在过招——但是偏偏我们两个的专业都不是文艺类的，但是我们各自专业上的过招恐怕会更头疼，譬如高教授说“理性人的假设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模型”，我只能回答“准静态的过程是便于理解原理，实际做工要以工程测量和计算为准。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范德瓦尔斯方程的应用范围也很有限，近似程度还不够。”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说话，把自己的专业嵌入到自己的生活不需要用这样夸张的方式。
我觉得高教授似乎遭受到了某种打击或者刺激，因此需要在旁人面前吐苦水，虽然说在我的面前吐苦水这种行为有些不可理喻，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就如以前，无论是老白还是葡萄，都喜欢在我面前吐苦水来着，虽然说这样做对他们在实际上毫无帮助，但是多少能够舒缓心情——反过来也一样，我和我的朋友分享了我的苦恼之后，这种苦恼对我的干扰和影响就下降了。
也许女性就这么感性，说起来杨娴也曾经和我分享过她在人际关系上的苦恼——等等，我似乎想得太远，思维已经蔓延到了好几年前。
所以就眼前的情况而言，我不能直白地问她是不是苦恼于自己既不是华伦夫人也不能做黛莱斯瓦瑟——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于大人物的感情史津津乐道，我从漂亮的女老师那些没学到多少西方文化的东西，倒是对西方文化史上的大人物的私生活了解颇多。
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她所说的内容全部是在指感情生活这一个方面，毕竟同样的话也可以套在工作、人际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等等方面，甚至可以理解成为对政府力量的嘲讽——但是，基于我们双方各自不挑明的心有灵犀，我觉得这番对话指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还以为一切都是契约（结婚证）决定的。”于是我回答道，括弧里面的话不必说出来，我想高教授一定能够理解。
这句话倒是换来高教授斜瞥了我一眼——她要开车，不能多看。
我觉得我的回答虽然不能说足够好，但是足够双关，她估计既清楚又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隐喻就是这样万能：就好像我的实习没有签合同（契约)一样，所以如果说我干得不开心，大不了不要几千块钱直接就走——这对于我来说，太便宜老板了，所以很有可能是把之前的工作结完账走人——这就需要双方谈判了。当然，熬完一个月也是一种选择。
又或者他们觉得我干得不错，要给我提供一份雇佣（契约）合同，或者讲明，等到我毕业之后他们愿意要我，这就是要我拿了毕业证之后，去签合同（契约）——实际上，等不到一年之久，我明年寒假一月份就可以入职工作了。
双向选择嘛！——哪怕这里面会重叠许多我们双方之外的人和关系，譬如我们双方都会对高教授和高老师乃至高书记的面子，以及我和高家的关系之类的考量。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充分理解卢梭的话，我有充分的自由选择，但是一旦选择，就如同套上了枷锁，公司可以像奴隶一样用我——就好比我所经历的这样的加班，我自以为是自己的主人，有充分的选择权，实际上是自己的奴隶——等我背上了三座大山，自然是连辞职都不敢。
还有人帮你加码，或者帮你加套。
但是，在外人看来干的不爽辞职不干仿佛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个比喻同样可以套在婚姻关系上：既然老公/老婆不好，离婚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轻松的选择。
契约自由对于工人来说，徒有虚名，因为他们除了人身自由一无所有。
感情选择的自由大概类似，拿得起放得下是一件难得可贵的品质。
“你是说书面的契约吗？”高教授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这似乎是一种试探。
“按照你的说法，当然包括看不见的契约，存在于社会意识和人的思想之中的东西，对于人们的约束，比成文的法律法条更厉害，社会的相对稳定就是建立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高教授又重新瞥了我一眼，“你应该来读人文学科，”她嘴角微翘，“在这方面你脑子挺活的，我一直有这种感觉，说不定能够搞出什么有趣的名堂。”
“谢谢，不过我害怕我来读这些学科就对这些学科不感兴趣了，就好像我把数理作为专业来研读，就觉得学习缺乏趣味，平常都是从其他的学科书籍里面去寻求趣味。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把兴趣作为专业对于兴趣是一大损害，用数理学术训练的思维去研究人文，对我来说，则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
高教授对于我的回答不置可否，只是感叹道，“你们年轻人真是精力十足，跨领域研究是好事情，跨的太远……嗯，学术的意义就不大了。”
“您才是跨学科研究最好的代表。”
“还没有到可以说最好得程度，甚至还没有到说成功的程度。”高教授的语气带着自我嘲讽。
不过把话题从那么虚无的哲学方面转移到更实际的现实方面，我的心理压力减轻了不少。